春秋时期孔子得之，便将它们重新整理修订，从而成为儒家典籍。
包括《春秋》也是如此，从鲁隐公到鲁哀公计二百四十四年的事件，本是鲁国史官所记，很多内容甚至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若孔子后来没有臧否诸事，《春秋》其实应该与《齐史》一般称《鲁史》。
不过也幸亏经过孔子修订，否则《春秋》恐怕也如《齐史》一般毁于战火。
但即便如此，儒家六经传承至今也有失传，《乐经》便再也无法复现。
不过有趣的是有的典籍越传越少，但有的典籍却越传越多。
比如《礼经》，最早其实就是指记载了周朝礼仪制度的《仪礼》一书。
直到前汉宣帝时期，大儒戴德、戴圣叔侄将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仪礼》的文章修订整理，并且整合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然后将诸多文章合在一处，统称《礼记》。
因叔侄之间亦有分歧，所以又有《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分。
至此，《礼经》便成为了《礼记》和《仪礼》的统称。
然而没想到过了几十年，前汉末年大宗正刘向在石渠阁校书时，自称从宫中秘府中发现了先秦古本，并加以著录，后经过其子大儒刘歆补充，这才有了《周礼》一书。
刘氏父子宣称《周礼》与《仪礼》一般，都系周公所作。
于是好好一本《礼经》，到了本朝竟然变成了三本书了，即《周礼》《仪礼》《礼记》是也。
郑玄虽然号称融合古今，但实际上还是以古文经为主，兼采今文之长。
国渊作为郑玄的高足，自然也是秉承这一观点。
然而今文经学大儒却一直坚决反对这个说法，态度保守点的还能说《周礼》或许是作于六国之时，态度激进的大儒甚至直言《周礼》乃刘歆父子伪造。
比如邴原就对郑玄所注解的《周礼》嗤之以鼻，认为此书纯属误人子弟。
别人的刀子都砍到命脉了，国渊自然也不再客气，当即犀利反驳。
不过他并未跟着邴原的节奏跑，在《周礼》这个话题上纠结，而是直言《仪礼》的不足。
“秦人不通吴语，可知言语之谬甚于文字。”只见国渊面色冷静的开口道：“高堂生本鲁人，乡音甚重，加之口述《仪礼》时已然是耄耋之年，如此《仪礼》能尽信乎？”
国渊此言其实说的是儒家的一桩旧事。
秦末汉初，由于历经战火《礼经》已然失传，当时并无文字可寻。
当时鲁地的高堂生最得其根本，尚能心记口诵，故担当起了传授礼的重任。
后来朝堂派人修复典籍的时候，便是以他所言记录成文字。
可以说如今大汉朝几十万士人所学之《礼》，都是由这个老者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