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盐商的利润有多少，李国耀了解的也不多，但是他却知道在垄断行业里分得一杯羹，迅速积累财富那是分分钟的事。
史书记载，唐朝一个名叫龚播的人，出身贫困，以贩卖蔬菜瓜果为业，但在刘晏盐法改革后逮住时机，成为朝廷认定的盐商，获利丰厚。短短十余年间积财巨万，竟然跃升为四川地区的首富。真是典型的站在政策风口上，猪也能飞。
而且盐这种东西从古至今那都是各方巨头真想把控的产业，甚至于历朝历代盐都是朝廷经济收入的重要支柱，比如唐朝时期，刘晏主持盐政近20年间，把政府盐利收入从40万缗提高到了600万缗。盐利收入，占到唐朝财税收入的一半。
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曾说过，“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以后的朝代，对盐利的依赖同样有增无减。最高峰时，南宋高宗时期，盐利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4%以上。
“司令，盐虽然消耗量比较大，但是成本似乎也不是很高，真有这么高的利润？”马德胜还是有点不相信。
“盐本身的成本确实不高，但是潜在成本却不低！”
“什么叫潜在成本？”
“我问你，现在盐的价格贵不贵？”
“贵，现在一块大洋只能买三斤盐，几年前还能买八斤左右！”马德胜道。李国耀随即说道：“但是你知道了，从技术或经济上来看，食盐本身并无太大价值，盐价居高不下，从来不是由产盐的成本决定的。事实上，产盐的成本极低
极低，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个成本还在往下掉。”
“哪为啥盐加还这么高？”
“因为里面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成本，有白色的也有灰色的，更有黑色的！”
“成本还分颜色？”
“白色成本指的是在盐利成为政府的支柱财源之后，历代都想着从这白色结晶体上面多多开源，遇到战争或动乱等极端情况，盐业加税更是顺手且容易上瘾的事儿。”
接着李国耀继续说道：“灰色成本，盐商通过巨额输献获得的专卖权、总经销权甚至世袭总经销权，以及自身由此获得的巨额财富，最终无一不是转嫁到盐价里面。”
“黑色成本是盐场、盐务、盐政官吏，都把盐业当成肥缺，为了获取相应的职位，他们同样需要在官场内部进行权钱运作，而这些付出，通通是要有回报的。”
对于那些大盐商真正暴富的原因并非来自于赚取食盐低买高卖的差价，而是有太多附生在权力之上的生财之道。最典型的一种操作，就是盐商伙同盐政官吏一起坑朝廷。官吏允许声称凑不足巨额现钱的盐商赊销官盐，事后再把这些赊账做成坏账，能赖则赖，反正亏空的是国有资产，利益却进了个人口袋。
唐朝后期查处过一个名叫卢昂的福建盐官，不仅搜出了30万贯赃款，还从他家里发现了金床、金枕头。一个地方的盐务官员，已经贪污、奢靡到这种程度，在其背后供养他的那些大盐商，又该富到什么地步呢？
在宋代，由于盐业的暴利，使得一些军队、官员“赤膊上阵”，参与倒卖私盐，牟取暴利。南宋末期，宰相贾似道利用个人权势，指使下人大量贩卖私盐，而这仅仅只是盐业这个经济链条上的一个缩影而已。
“司令，现在盐业大多数都控制在地方政府以及日本人手里，咱们去当私盐贩子有利可图吗，况且弄来私盐咱们卖给谁？”马德胜再次问道。
李国耀笑而不语，良久才说道：“食盐从来都是供不应求的，有了盐你还会怕没人买？”
对于销路的问题李国耀从来都没有担心，盐业顶层圈子为了分蛋糕，需要不断用钱开路，环境确实险恶；但也应该看到，庞大的底层为了捡蛋糕屑，处境已经险恶到了需要以命相搏的地步。
强光之下，连阴影都会消失。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以极端的形式提醒整个帝国，阴影人群的存在。私盐问题，历经1100多年，在帝制时代从未消失，恰恰证明了阴影始终未曾被驱散过。
尽管每个朝代都对贩卖私盐者制定极其严苛的刑律，只要是三人以上盗贩私盐，带头的那个就是死罪，但这完全阻挡不住私盐越来越泛滥的趋势。
北宋的苏轼，在一封奏疏中说：“两浙之民以犯盐得罪者，一岁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