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那些警卫团的士兵对冲击香山行动就没有多大信心，现在听了解放军的正面宣传，军心开始动摇。有的士兵还趴在墙头，透过稀疏的树丛看到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地围在庄外，心头一颤，把头缩了回去。
唐永健从值班参谋那里打听到了他们团指挥官的住址，于是驱车进城，很快就把正在家里休息的三个主官“请”进了拘留所。经过解放军几个小时的宣传瓦解，并进行了和平谈判，傅作义警卫团的连营军官同意放下武器。
夜里十二点，驻守香山的警卫人员才得知傅作义的警卫团已被我独立师某团缴械，没费一粒子弹就和平解决了问题，于是香山内紧张的气氛消除了，大家虚惊一场，警卫人员开始从各自的哨位上撤回。但是内部警卫不敢有丝毫的放松，他们通宵都没有睡觉，坚守自己的岗位，一直处于戒备状态。
对于这一事件，傅作义开始是不太理解的，傅作义的秘书王克俊曾气呼呼地找到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和作训处长唐永健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并耐心地做了说服教育工作，使他懂得保留那一个团做傅作义的安全保卫是不保险的。王克俊回去后把情况原原本本地向傅作义作了汇报，傅作义了解实情后很快消了气，并决定亲自挑选三十五名贴身卫士做自己的保卫工作。
不久，傅作义到香山拜访毛泽东。他一落座就感慨万分地说：“毛先生，我坦率地说，对共产党的政策，在与中共党员干部三个多月的共事中亲眼看到他们工作认真负责，不尚空谈，没有胜利者的傲气，有事平等商量，使我深受感动。”
坐在一旁的周恩来温文尔雅地说：“我们的工作也不十全十美，有时也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比如刚刚发生的‘香山事件’就来不及与傅先生打招呼。”
毛泽东见周恩来谈及“香山事件”，便接过话头：“这件事我后来听说过，请傅先生谅解。我们都了解蒋委员长这个人，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就不信他不在我们周围安插特务，不在你傅作义身边派奸细。”
听毛泽东如此说，傅作义忙欠身微笑道：“非常感谢毛先生、周先生对我的关心，对此我将永远铭记心中。”
于是，震惊一时又鲜为人知的“香山事件”，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圆满地解决了。
这次事件后，为了确保中央首长的安全，也为了方便工作，周恩来再一次动员毛泽东进中南海办公。但毛泽东仍持反对态度，理直气壮地拒绝搬家。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叶剑英真固执。”比叶剑英还固执的毛泽东很严肃地对周恩来说。
“你还是应该听听父母官的，我们毕竟是住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啊！”周恩来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但又不好直说。
“我偏不听，这是原则问题嘛！”
“剑英坚持你进中南海也是原则呀，这个地方连围墙也没有……”
“不谈，不谈……”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
“不谈就不谈！”周恩来明白毛泽东忌讳皇帝住过的地方。中南海原是慈禧太后独揽国政的地方，也是光绪皇帝因变法维新被囚禁的地方，袁世凯也在那里做过皇帝梦，所以毛泽东坚持不住中南海。
然而，风景秀丽的中南海是召开会议和办公的最佳场地，也很安全，四周的红泥高墙就是一道坚固无比的天然屏障。
“主席不住进去，我们就不能高枕无忧嘛！”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对坐在一旁的朱德这样说。
“对头对头，润之说过‘皮之不存，毛之安焉’，朱毛不能分嘛！”已搬进中南海含合堂的朱总司令表示赞同。
“听人劝，吃饱饭，搬就搬吧！”在众多同志不屈不挠的反复劝说和坚定不移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少数服从多数不得不搬进高墙大院中南海，他被安置在丰泽园的菊香书屋。毛泽东在中南海一住就是二十七年。
刺客潜入北平
新中国成立前后，垂死挣扎的蒋介石集团对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暗杀活动是煞费苦心的。他们把暗害我中央领导人的得手喻之为“可与军事胜利相比拟”，不惜以“杀一部长级干部奖十条黄金”来鼓励其走卒卖命。他们还开列了一大张暗杀名单，其中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薄一波、聂荣臻、林彪、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等二十余人。
为了对新生的共和国进行捣乱和破坏，台湾保密局一边指使潜伏在北平的特务组织刺探我中央领导人的家庭住址、汽车号牌和外出活动的情况，一边向北平密派“精干勇敢的行动人员”，对我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暗杀活动。
有一天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在城里办完公返回香山，他们的汽车在途中突然停下，跟车的警卫人员预感情况不对，本能地抽出了腰间的手枪。原来是行驶在前面的周恩来的轿车司机发现路当中有一颗手榴弹，后经排除后车子才慢慢往前开动。从此以后毛泽东再乘车出行，车队前又增加了一辆“开道车”。
刚解放的北平城小汽车少到几乎没有的地步，街面上多见的是人力车和大马车。特务们看到位于西单的长安大戏院经常小车云集，便猜到中共领导人可能在那里看戏，于是密谋往里面扔炸弹搞暗杀活动。他们经多次明察暗访后发现那里的警卫太多，不许行人接近大戏院的门口。如果硬着头皮往里冲，那只能是送上枪口的活靶子，只好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