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又是他！”赵恒惕为之一震，“听说这个毛泽东在一师上学时就不是个安分的学生，省府下令要羁押他，却被他的校长以开除学籍的名义给放跑了。”
就在赵恒惕心烦意乱之时，秘书长又来报告：“省长，他们要派代表过来见你，说现在就要见。”
“反啦！他们成了天王老子啦，说罢工就罢工，想见谁就见谁，把湖南闹腾得没有五分钟安宁。”赵恒惕收敛怒气问道，“他们来了多少人？毛泽东来不来？”
“连毛泽东，共二十四个人。”
赵恒惕眯缝着小眼，嘴角闪出一丝冷笑，盯着秘书长一语不发。
“那……我去告诉他们，今天省长没空，改天再说？”
赵恒惕把手一摆：“不，让他们进来，我倒要看看他毛泽东长了几个脑袋。”
毛泽东与郭亮、罗学瓒等代表走进戒备森严的省府大楼。赵恒惕看到为首的那位曾经领导过驱张运动而声名远播的毛泽东时，像遇到迎面扑来的一股劲风，接连打了几个寒战，来者不善啊！但他后来一想，自己毕竟是一省之长，无论如何不能在这些后生面前失态，于是又装得十分镇静。
工人代表到了，色厉内荏的赵恒惕连招呼也不打。他烦躁不安地在办公室里来回度步，就像动物园铁笼子里的狮子，他要给工人代表一个下马威。当他听完工人提出的问题后，便咄咄逼人地呵斥道：“工人不要政府，共产共妻，这像话吗？难道你们要翻天呀！”
毛泽东明知站在面前的这位炮筒子就是赵恒惕，却佯装不知，藐视地说：“你老先生说的话就不对，都没道理。我们不和你谈了，我们要找省长说理去。”
赵恒惕当面受到奚落，脸红得像个猴屁股，一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他的幕僚马上出面解围，指着他说：“这就是省长，咱们的赵省长呀！”
毛泽东故意惊讶了一番，然后说明来意，追问道：“请问政府，你们对工界所持的是什么态度？”
面对质问，赵恒惕客气了一些，装出一副开朗大度的样子：“政府对工人完全采取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近来各处罢工时起，政府并未干涉，即是证明。政府虽听到许多传说，如总同盟罢工之类，亦以谣言置之，并未用什么压迫办法。”但他同时又指出，“目前应以开发实业为主，劳资不要互斗，以免酿成社会上的损失，望工人稍微忍让点……”
一位工人代表打断赵恒惕的话，问道：“如此说来，今年一月，代表我们说话的黄爱、庞人铨被政府杀害了，省长又作何解释呢？”
黄、庞二人是湖南劳工会的组织者，在工人中很有威信。在毛泽东的说服和帮助下，他们于去年冬天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今年一月十六日，两人公开发动工人示威游行，参加纱厂罢工，被赵恒惕下令逮捕，翌日凌晨被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
“那是迫不得已嘛！他们收买枪支，勾结土匪，煽动造币厂罢工，图谋不轨，不这样能行吗？”赵恒惕一番诡辩之后又狡诈地说，“这是政府对黄、庞个人的事，并不代表政府对整个工界的态度。”
毛泽东当即驳斥：“政府对黄、庞所加之罪纯属捏造，并非事实。杀一两个人封闭一两个工会，对他们来说故然是损失，但并不能因此停止他们必须的活动，而政府方面受通国的责难，在名誉上、法律上的损失是不可数计的。再说，劳资关系紧张，政府应当负有一定责任，如政府促使资本家店主多多退让，那么工人就不会与他们冲突了。”
人是他赵恒惕杀的，这是家喻户晓的事，他再能狡辩也改变不了事实，只好强作笑脸：“是的，是的。”
这时毛泽东冷冷一笑，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取出《省宪法》，指着条文说：“关于集会结社，官厅常有不允许之事，总说先要立案才可结社。可是《省宪法》第十二条明文规定，‘人民在不抵触刑事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何种特别法令之限制’。赵省长，宪法并无规定要经官厅准许才可集会结社。近来集会常有暗探到场，多方阻挠，甚至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省宪法究竟还有没有效？”
“宪法当然完全有效。”赵恒惕只好承认，但又强调，“只要人民是守法的，政府当然不干涉。”
毛泽东进而指出：“如果经准许才可结社和集会，那么许可与否官厅大可自由，省宪法也大可自由，第十二条就根本取消了。既然省长重申省宪法完全有效，那就不应该随意干涉，禁止集会结社和解散工会的禁令就是非法的，省长以为如何？”
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的赵恒惕干笑几声，然后咬了咬牙对吴景鸿说：“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吴厅长，看起来你们得收回成命了。”
接着，毛泽东又利用资产阶级的法学理论，在“省长办公室”这个讲坛上与吴景鸿展开了辩论：“法律只管行为，不管意思，从前政府常有干涉集会结社及言论出版之理由，常有以某种集会结社或言论出版的意思将会侵犯刑事法典为词，这与法律本意不合，若政府在人民未有行动以前，只根据其用意就去干涉，那就凡事无不可只为‘将会’侵犯刑事法典，无事不干涉了。”
停顿一会儿，毛泽东接着说：“吴厅长说法律本有动机主义与行为主义两派，现在法律确是采用行为主义，但如某种动机确会有某种犯法行为，发现时亦不得干涉。人民如无直接损犯法律之行为，实不应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