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毛泽东又列举了英法不禁人民佩带手枪、必在有放枪杀人之事发现才去干涉为证，使得蛮横无知的吴景鸿等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毛泽东的目光转向赵恒惕，谈起了关于无政府主义的问题：“贵省长在交涉之初说工人不要政府，共产共妻，这是不对的。湖南现在的工人运动不是搞无政府主义，而是信仰社会主义，‘共产共妻’等说法完全是谣言。”
赵恒惕睁大了眼睛：“你们搞的果真不是无政府主义？”
“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毛泽东向赵恒惕作了一次社会主义ABC的义务辅导，“至于官厅文告中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义的话，这完全不是事实。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因无政府主义于工人并不利。至于工人对现政府的态度，只要政府对工人有好意，工人对政府断无恶意。近来工人为解决自身痛苦，常有种种运动，即所谓劳动运动，但均不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及改良待遇三事。工人是有政府主义，也就是说，工人是主张要政府的，但是要为大多数劳苦人民谋利益的政府。”
赵恒惕等作为地方官僚，他们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在这帮人心目中，他们就是政府，不要政府就是不要他们。可是他们对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则茫然无知。因此，赵恒惕听了毛泽东的一番理论之后，得知工人搞的不是无政府主义，嘴巴便咧成一朵喇叭花，饿鸡啄米般地点头称赞：“工人采取这种主义，极为得当，极为得当！”
毛泽东在说理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他眉宇间挡不住的书卷气，使赵恒惕感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他对毛泽东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于是装出爱护青年学生的样子，讥诮地问毛泽东：“很明显，你不是工人而是学生。你为什么要干预他们的事，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在我面前说话呢？”
毛泽东指着站在身旁的一群工人代表，对赵恒惕正色道：“省长大人，请你问一问这些工人，我是不是工人代表，假若他们说不是，我出去就是了。”
赵恒惕抬头看着那些紧靠在毛泽东身旁的势不可挡的工人代表，不敢再施淫威，理屈词穷地败下阵来。
经过三天的说理斗争，最后当局不得不答应把摘去的工会牌子马上送回，理发行业的收入由原来的三七分成改为四六分成，被捕的工人可以保释等条件。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而湖南工运却如春回大地生机勃勃，长沙造印厂、黑铅炼厂、第一纱厂、株萍路转运局以及常德的泥工、缝纫工、石业工都先后进行了要求增加工价、反对虐待开除工人、要求集会结社自由的斗争。
反动派总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老奸巨猾的赵恒惕当时对工人运动虽还不敢大肆镇压，但对毛泽东个人则处心积虑要加以暗害，他咬牙切齿地对手下人说：“好厉害呀！这帮‘过激分子’竟想用《省宪法》来压我赵某，不能让他们羽翼丰满！湖南有个毛泽东，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一定要把毛泽东抓起来，以解我的心头大恨！”
一九二三年四月，赵恒惕终于撕下了假民主的遮羞布，他密令在全省通缉发动工人运动的毛泽东及湘区其他中共领导人。一时间，长沙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悬赏数万元缉拿毛泽东的布告。
一天，两个便衣特务窜到长沙宝南街鲁班庙，而赶来开会的毛泽东正巧与他们擦肩而过。特务不认识毛泽东，其中一个瘦家伙便搞起“诈认”来，他在毛泽东背后大喊一声：“毛泽东先生，有人找你。”
这突然其来的喊声，不禁使毛泽东小小地吃了一惊。他闻声止步，看到那两个家伙是陌生人，马上意识到是特务在耍花招，遂灵机一动，迎上前去，问：“二位是找姓毛的吗？哼，我也在找他呢！”
两个特务急问：“看来你认识毛泽东喽！”
“怎么不认识，昨晚还和他吵了一架。你们是几团的？”
“二团的。”一个特务抢着回答。
毛泽东对二团的工友全认识，从他们的瞎扯胡诌中已看清敌人的险恶用心，于是将计就计地进一步掏敌人的底细：“听说二团的人不想干了，意见很大，你们是不是来找毛泽东反映意见的？我也是一肚子火啊！”
两个特务听了感觉很对劲，瘦个子凶相毕露地说：“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来抓毛泽东的！”
“赵省长有重赏，只要你指一下哪个是毛泽东，喏，起码两块光洋。”另一个特务说完伸出了两个鹰爪般的指头。
毛泽东故作神秘状，压低声音说：“喂，你们在外边等着，我先进去看看，只要毛泽东在，我就出来喊你们。我不喊你们，你们千万别进来。还有，说话要算数，两块钱先给我。”
这笔“买卖”就这样顺顺当当地成交了。
毛泽东进去之后，迅速向工会的几位负责人通报情况，并马上作出安排：把“赵省长”的两块赏钱用来买米，送给被反动派打伤的王木匠。留下几个同志瓮中捉鳖，自己则带领几个工会负责人从后门转移到别处开会。
两个特务等了一个时辰不见有人出来，觉得有点蹊跷，便闯进去看看。两人还没走到二堂，只听有人大吼一声：“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抓小偷，快来抓小偷啊！”几个工友迅速把特务捆起来，当作盗贼痛打一顿，特务越说不是贼，他们就打得越狠。张阿伟嘿嘿笑道，明明很欠揍的表情却还要努力装做一本正经，丝毫不介意陈牧的鄙视。
读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