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了，够了。给我这么多，你够不够吃呀？”
“够，一大缸子饭，我吃不了。”
连续几天的紧张战斗和长途行军，人不解甲，马不卸鞍，疲惫不堪的战士一个个困得像个弥勒佛，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枪支和大刀也杂乱无章地乱扔一地。午夜时分，毛泽东接到地方一个党支部送来的情报，说敌人正往这里运动，准备在拂晓前赶到。毛泽东当即决定转移，由送信人带路。为了不被敌人发现目标，要求马裹足，人下鞍，行军时不能有任何声响和光亮。
撤离乌迳的红四军连夜渡过桃江，折入江西信丰，经安远进入赣粤闽边界的寻邬县。
二月一日晚，部队在四面环山的圳下村宿营，军部设在田垄中间的文昌祠。为严防敌人突袭，命令二十八团为左路，担任前卫警戒；三十一团为右路，担任后卫警戒；独立营和特务营驻扎在军部附近的小河边。
第二天一早，红军战士被激烈的枪声惊醒，原来赣军第五师副师长兼第十五旅旅长刘士毅率两个旅四个团已追到圳下。敌人从四面发起猛烈进攻，并紧缩包围圈，红四军很快被压缩到一个狭长的田垄中，分割成几小块，无法充分发挥战斗力。
担任警戒的林彪一看势头不好，急忙拉起队伍就跑，把毛泽东、朱德和军部直属机关抛在后面不管了。兼任二十八团党代表的陈毅，虽然竭力阻止林彪的逃跑行为，但也只掌握一个连的兵力，无法与顽敌抗衡。
情况十分紧急，随军部行动的湘赣边界特委的谭震林催促毛泽东赶快撤退。在杨梅生的手枪班掩护下，毛泽东率领特务营奋力向外突围。朱德率领独立营和军部机关从另一个方向突围，却误入了敌人的埋伏圈，朱德手提机枪带领警卫战士左冲右闯，边打边撤，最后身边只剩下三个战士。
心急如焚的欧阳毅边跑边喊“要顶住”，但混乱不堪的部队哪里听从他的指挥。欧阳毅跑到山口恰巧碰上了同乡、连党代表彭睽，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彭睽，赶快组织火力支援，朱军长、毛党代表他们还没撤出来呢！”
彭睽一听，抬手就是几枪警告，同时高喊：“同志们，我们要顶住，军首长还在后面，一定要掩护军首长撤出来！”
由于彭睽指挥有方，部队一下子稳定了许多。他们和其他部队一起死死堵住山口，向敌人猛烈地还击。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裹着一身硝烟的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终于冲出包围圈。他们顾不得驻足喘息，马上又同大家一起渡河上山，向安全地区转移。
红四军顶风冒雪，日夜兼程，于二月初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幅嶂山区。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大家在沉闷的气氛中总结了失利的教训，研究面临的严峻形势。会议决定：为了应付紧急军事行动时指挥敏捷，“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为安置伤病员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往东固。”
红四军在闽赣边界拐了个大弯，来到瑞金城南的谢坊。由于一直处在连续不断的行军作战中，同上级又中断了联系，因此消息十分闭塞。一天，毛泽东把副官宋裕和找来，拍着他的肩膀说：“我给你一个连，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怎么样？”
“什么任务？”宋裕和急问。
“进瑞金城抢报纸，最近一个月的报纸，上海出的，南京出的，江西的日报、福建的日报，全要。”
收集整理报纸本来是贺子珍的一项工作，但有孕在身的贺子珍行动不便，所以没有把任务交代给她。当贺子珍听说要派人进城抢报时，便挺着微微隆起肚子向毛泽东说：“我要参加这次行动，因为我知道你最需要什么报纸。”
看到贺子珍严肃认真的样子，毛泽东只好点头同意：“好吧，行动要特别小心，快去快回。”
宋裕和带领一个连悄悄摸到瑞金城门口，突然打出一梭子子弹，放倒把守城门的哨兵，接着又甩出几颗手榴弹，炸开紧闭的城门。守城之敌以为红军主力开过来了，一个个吓得落荒而逃。
红军战士一进城，便兵分两路，宋裕和带一个班去县政府，贺子珍带一个班去邮政局。
邮政局的工作人员听到枪响以为又要打仗，放下手头的工作都跑了。贺子珍见柜台上、桌子下、墙角里到处都堆满了报纸和邮件，犹如走进珠宝店随便索取金银财宝一样心花怒放。她指挥战士跟她挑报纸，不管南京的《中央日报》，上海的《申报》，还是天津的《大公报》以及江西、福建出版的近期报纸，尽量搜罗齐全。
躲藏暗处的守城军官冷眼观察，发现进城的红军不足百人，后面并无大队人马，便立即组织部队反扑。贺子珍等背着大捆的报纸且战且退，刚出城门，只见约有一个排的敌军开过来了。
宋裕和指挥战士抢占有利地形，猛烈阻击敌人，掩护手提肩扛报纸的同志返回军部。
“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天下大事尽收眼底呀！”毛泽东一边翻阅报纸，一边听贺子珍汇报情况。当听到这次虎口抢报与敌人发生了激战时，他突然放下手中的报纸，“刘士毅的大队人马可能就在后面，如果真的是那样，问题可就严重了。”
正当毛泽东与朱德准备下令立即转移、摆脱尾敌的时候，突然接到侦察员报告，二十八团已被强敌团团包围，局势再度出现危机。
在这生死攸关的严重时刻，朱德一马当先，他举起驳壳枪亲自带领部队同敌人拼杀。经过一番激烈的生死搏斗，二十八团终于冲出重围，同三十一团会合。绝处逢生的“朱毛”红军迅速转移，于除夕之夜开到了大柏地一带。